为什么“明制排扣”会被“马褂”混同，“明制排扣”的服饰实质是什么，当代汉服体系该怎样定位排扣服饰，以上种种，都是汉服复兴必须厘清的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个事实：明朝之前，汉服从来没有过“对襟排扣”。上身对襟本身，只是交领的一种极限状态。直领对穿交是汉服之本，汉服之母。其上身效果大多时候呈现为交领右衽，极端情况下呈现为对襟。
从穿着形态上说，汉服的“直领对襟”形态，是由“交领右衽”形态变化而来的。这种由交领直接衍生的“直领对襟”，才是历代汉服的共性“对襟”。
汉服共性的对襟，是低位单点闭合，单扣“分——合——分”或无扣“分”形式的“直领对襟”。
胡风的对襟，是高位多点排扣闭合的“对襟”，多点闭合越多，胡风越浓。
先说为什么汉服共性对襟是“低位单点闭合”。
这是一件某商家的对襟上衣商品图，系带组里，腋下系带位于袖根圆弧处，而衣襟处的系带位置看起来比腋下低了一截，明显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为什么要低于这条水平线呢？
这是因为这件衣服是“直领对穿交”，穿上身后，以人的脖颈为中心点，门襟处系带需要人手动拉过来与腋下系带固定，相当于以脖子为圆心，衣襟腋下作为半径画一个圆。所以，根据斜边大于直角边的小学数学原理，门襟系带平铺位置不能与腋下系带的水平位置齐平，而应该低于腋下位置，以绕脖子到腋下的半径长度一致，处于B点，这样才能在交领穿时与腋下系带系结。
那么，历史上的对穿交文物系带位置也是这样设定的吗？我们来看一些实物。
历史上对穿交的系带位置，基本上都在这个范围内，即至高不超过A点及A点平行线，至低不超过B点。
即使是不可交穿的窄放量直领对襟，也传承着“直领对穿交”的低位单点闭合结构。直领对襟，或者说合领对襟，是直领对穿交的衍生。
汉服的直领交襟与直领对襟是相互转化关系，就像是双生子一样，不可割裂，二者都是“直领对穿交”的直接衍生。
“直领对襟”的“低位单点闭合”结构，既是其“直领对穿交”衍生性质的体现，也是其服饰实用性与审美的双重要求。
从服饰实用性上说，汉服的“直领对襟”，本质上是一种配合交领内搭穿的外套。
除了服饰实用性，“低点闭合”还是一种审美要求。低闭合单点的直领对襟，基本符合系带位置规律，而这样的对襟多作外披存在，形成了汉服套装视觉审美中的分合分韵律。即，汉人并不追求穿上直领，就完全遮盖内部服饰层次。这个闭合点，只是有一处(或视为一处），虚掩腰部。汉家直领的两襟呈现为:分，合，分的形态。领部，分，露出衣领。腰部，合，系带垂竖。下身，分，凸显主体层次。
坐下来的时候最明显，“道骨仙风”之态飘然而至。
既然我们分析了历代汉服共性的“对襟”是“低位单点闭合”直领对襟，“排扣”是胡风，那么明代的“排扣”又是从何而来呢？
从辽金元而来。宋代女子着直领衣，以“不制衿”也就是不在门襟加系带或纽扣闭合点为美。而金国女性反其道而行之，以“密扣”“排扣”为美。
华夏衣冠是以“右衽”为标志的，来体现自身的文明性。“左右衽不分”是金人统治下，汉人逐渐被女真人胡俗同化，失去民族自觉的表现。排扣也是同样，是汉人被胡风“涵化”的体现。
元代蒙古人更是在军戎服饰上大量使用排扣，尤其使用扣脚外显的“蜈蚣排扣”。这种“排扣服”遍布蒙古人建立的汗国，横跨欧亚大陆。
这种排扣不仅见于蒙古风格男装，也见于蒙古风格女装。
可以说，在明代之前，“排扣”很大概率是等同于“蜈蚣排扣”的，是实打实的“胡服”，其并不被汉人认可为民族服装，也不会被汉人在生活中穿着。“胡服”，就是明朝之前的人对“排扣”的定位。
与“蜈蚣排扣”相比，元代东西方频繁海贸催生的金属排扣少了几分猥琐，多了几分豪气，于是在元末明初在汉人间流行开来。
明代初期大力去胡风，“召复衣冠如唐制”。而明初登堂入室的“金属排扣”，就是胡风的体现。“去胡风”运动虽然有成就，排扣却是其“遗憾”之一。
对此，明太祖也有禁令：“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对襟衣，唯骑士许服，以便于乘马故也，其不应服而服者，罪之。”（出自《明太祖实录》）。可见洪武年间官方就已经下令在民服领域禁绝“对襟衣”，只给“骑士许服”，也就是仅作为兵戎用途，与民服隔绝，以求“胡风”不再“浸染”民俗。
《明太祖实录》所述“对襟衣”即后世罩甲，这种罩甲可以与《明宣宗出猎图》画像照应，特点是无袖、方领、整排金属扣闭合。
然而“上有所好，下必从之”，民间一些大胆狂徒自然也对这金属排扣“戎装”心痒难耐，于是出现一些偷穿“戎装”的弄潮儿郎在所难免。《明史》载：“正德十一年，上好武……诸军悉衣黄罩甲，中外化之……至市井细民，亦皆披化之。”这种现象，也就是“戎装民穿”。正如我们当代也有一些人穿“迷彩服”“战术装备”等拍视频一样，这种“戎装民穿”的现象是必然存在的。
与男装更容易受到“去胡风”的法令规范影响相比，女装似乎常常“逍遥法外”。这是因为封建社会女性的社会参与度不足，法令从社会到闺阁的传导速度较慢。所以总的来说，明初到明中期的女装相比于男装，总是残留更多的“胡风成分”。
“明初女装”除了老生常谈的“左衽”，还有一种常常被人忽略的“胡风”现象，也就是“高闭合直领衣”。
正如在前文所说，明代之前，历代汉服对襟的共性为“低位单点闭合”，而在明初容像图中，可以看到一类高闭合点直领上衣存在，但综观整个大明，能露出里面服装领子的、低闭合单点直领还是主流。这种高闭合直领在明中期消失殆尽，这是明朝人“去胡风”意识的体现。
因为直领对襟是“直领对穿交”汉服之本的衍生，是汉服内核之一，需要承担礼仪服饰职能。明中晚期的直领外搭披风和氅衣，已经呈现为汉服共性对襟的“低位单点闭合”。
尽管“直领排扣”消失了，明代有钱有闲的女性炫富的欲望却有增无减，她们给圆领对襟、方领对襟、立领对襟衣上安排了“九重金纽”，来彰显自己无限的“炫富欲”。
明代的“整排金属扣服”，本质上都是“炫富衣”。这些大大的宝石金属子母扣，实际上承担的是“首饰”的功能。这种首饰功能可在《金瓶梅》中得到多处认证，如第 65 回，西门庆家中失窃「钥匙挂在墙上，大橱柜里不见了许多汗巾手帕，并书礼银子、挑牙纽扣之类，西门庆心中大怒」。西门大官人不怒不行，丢了“挑牙纽扣”的本质是丢了镶宝石的贵金属首饰。
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炫富”是刚需，而其中最厉害的一种玩法，不是贵夫人自己穿“金纽衣”，而是让丫鬟穿上“立领金纽”，自己则穿圆领或交领命服补服，颇为有趣。
总而言之，因为刹不住的“金纽炫富”，排扣服在明代走入了很多有钱有闲者的生活。虽然“排扣”结构本是“胡风”，但明代女子用自己的才情和智慧，赋予了这种服饰独特的审美。
除了炫富，明代人接受“排扣胡风”的另一个原因是气温。冬日穿的圆领/方领厚实对襟排扣大衣，在明代被称为“披袄”，或者“半袖披袄”。这种披袄为女装，套穿于冬袄之外，起防寒保暖作用。
可见明代文人对于排扣冬衣，多强调其御寒属性，而较少作为审美对象。排扣冬衣只是一种获得温暖的“实用性工具”。
明代女子的胸衣，一般被称为“主腰”或者“抹胸”，这种“主腰”多为红色，有整排纽扣。在金瓶梅之中，能看到很多处对其的形容：（潘金莲）妇人赤身露体，止着红绡抹胸儿，盖着红纱衾，枕着鸳鸯枕在凉席之上，睡意正浓。（第29回）
《西游记》第 60 回，孙悟空二借芭蕉扇时，自己变身牛魔王，与铁扇公主眉来眼去调情。铁扇公主浓情绸缪，“合欢言语不曾丢，酥胸半露松金钮。”
可以想见，对于明代男子来说，这一排纽扣是怎样的令人心旌摇动。
明代还有一种“闺阁着装”，内着红主腰，外着半透纱衫，红主腰隔着纱衫隐约可见，让人无限遐思。
正因主腰的这层暧昧关系，排扣在明代，还有着不可言说的香艳味道。明代俗曲《桂枝儿·佳期》所唱“金扣含羞解，银灯带笑吹”，恰可解释一二。
“剃发易服”到底摧毁了什么，又到底推广了什么？
汉服之本是直领对穿交，其基础形态为交领右衽，特殊形态为低闭合直领，“交领”“直领”最初只是一件衣服的两种穿法形态，后来才逐渐强化其形态特征，但直到明代之前，交领和直领都是相互配合，亲密无间的。即使明初有过“高闭合直领”这种逆流，后来也随着“去胡风”消失了。
为什么汉人如此喜爱交领和直领呢？
因为交领和直领是我们季风区农耕文明的原生服饰，只需要两个闭合点即可固定，系带调节，同一件衣服，可以交领穿也可以直领穿，自在随心，穿脱方便，可避寒也可散热，其结构天然适应农耕生活，具有实用性。
内交领外直领是华夏千年不改的共性审美，即使是不事劳作的士人，也不会改变这份农耕基础审美。他们所穿的衣服可能只是更宽阔、更修长，但基础领襟仍保持着农耕民族的温柔敦厚。
早些年汉服复兴极度推崇交领，但当时仅仅是出于一种纯粹理念的需求，而无法给予科学的论证，故而会被有心人抓着“圆领”“立领”“对襟”等词语攻击。
只有当我们发现“交襟”的秘密，才能理解“交领”对于汉服体系的重要性:
交领是最直观的交襟，是领襟合一的交襟。
圆领交襟和竖领交襟是领襟分离的交襟。
将同一生态位的交领、圆领、竖领长衫放在一起，你会觉得交领非常直观就能看到胸口的“X”形交叉，但圆领竖领是看不见的。
这就是我说的，交领领襟合一，竖领圆领汉服“领襟分离”。
但尽管竖领和圆领的常规穿法是领襟分离的，也不妨碍其交襟本质，也无法磨灭其交襟体系一家亲的关系。
如果把领子翻下去穿呢？
此时，竖领和圆领都和交襟重合了，是不是一家人，一目了然。
大家都是“又”，形状不一样而已。竖领和圆领可以理解为一种剪裁不太一样的交领，领襟分离的常规穿法看不出来，只有翻领穿法能看出来。
这种活化的“交襟”体系，如一颗巨树，直领对穿交是本源，根系，交领/直领是一体双生的主干，圆领竖领是交领的派生，是比较粗壮的枝条。汉服体系扩容的本质，是围绕直领对穿交根系和交领直领主干，层层派生，生生不息。
例如，唐代有某种感官上近似于“圆领对襟”的时装，一般被称为“袒领”形如U形，因坦领领口宽大，穿时会造成一种半袒胸的效果。当时的诗人也留下来很多赞美酥胸的诗篇。这种领型其实是一种对称圆领穿对襟的穿法，常被有心人混淆视听。但是现在很多复刻品的比较像日耳曼系的。
所以说，剃发易服从民服层面强制消灭交领/直领/圆领交襟，表面上是消灭“汉服代表款式”，实际上还摧毁了汉服的整个体系。而人类服装的基础领襟、闭合形式是有限的，有所摧毁，就必须有所抬升，有所替代。那么满清拿出了什么东西来替代汉服，占据民族服饰生态位呢？
这里需要补充一下“剃发易服”的目的。乾隆帝曾说：“北魏、辽、金、元凡必汉衣冠者无不一再世而亡。后之子孙能以朕志为志者，必不惑于流言，于以绵国祚，承天佑，于万斯年勿替引之。可不慎乎，可不戒乎。”所以，“剃发易服”本质上是满清统治者“主体性危机感”的体现，为了不像“北魏辽金元”一样被汉化冲击失去主体性，满清选择了用“剃发易服”来剥离汉人的主体性，“满化”“旗化”汉人。
所以，满清选择构建的“满洲衣冠”，一定是刻意选择的，离汉服最遥远，最不会混淆的款式和形态。也就是，以“每与汉反”的原则，构建一套与汉服截然不同的“服饰结构”，来代替汉服体系，让满清彻底免于“汉化”的危机。
历代汉服两襟交叠款都是适应季风区农耕生活交襟双受力的，满服就一定是适应大陆性气候渔猎生活厂襟单受力的。历代汉服对襟共性是直领低闭合系带的，满服就一定是立领高闭合蜈蚣排扣的。
剃发易服后，华夏衣冠沦落，厂襟蜈蚣占据了民族服饰的生态位，到晚清时，一个留着小辫子、身穿厂襟蜈蚣的、积贫积弱的东亚病夫形象，成了帝国主义列强津津乐道的辱华符号。而“对襟蜈蚣扣”的“马褂”，无疑是这一形象中最深刻的服饰烙印。
辛亥革命后，有识之士提出“恢复汉家衣冠”，他们敏锐察觉到了交领和低闭直领“汉服之本”的地位，提出了恢复交领和直领的复兴任务。遗憾的是，因为生态位被旗化服饰占据，这场“民国汉服复兴运动”失败了。因为积贫积弱的民国不但无法做到“再汉化”，连“去旗化”都做不到。
清装体系强行推行了200多年，必然有人要维护它（这里的指意识形态的倾向，不是指族群身份）。民国时期有三份有关服制的官方文件，分别是：
1912年，民国元年，北洋政权《服制》
1929年4月民国政府公布了有关服装的条例，正式将厂襟袍蜈蚣褂定为国服。
1936年《服制条例》修正草案
可以说，无论其中有多少曲折和反复，“长袍马褂”一直贯穿始终，是被民国政府官方确定下来的“国服”。民国政权延续清装体系的厂襟袍蜈蚣褂，还奉为国服，这说明“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
在担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孙中山只穿过两种形式的正装：一是西装；一是军装。充分表明了孙中山先生革除前朝影响的心理。除此之外，孙中山先生专门设计的中山装，本身就代表着不认同、不认可长袍马褂。
虽然中山装不是汉服，但是作为革命传统的符号，更加彪炳史册。著名的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也极力主张废除“长袍马褂”，强烈要求“传统服饰”“去旗化”。
长袍马褂之所以能够成为民国的“国服”，与蒋介石等反动的统治阶级分不开。蒋介石代表晚清以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其个人一直对长袍马褂情有所钟。直到蒋介石反动政权被推翻后，“长袍马褂”的“国服”地位才被推翻，彻底从国家严肃的场合去除。
在20世纪的末期，旗袍、马褂、裙褂等等，经由港澳台等地区“文化倒灌”回来，摇身一变，以“中华传统服饰”的名义重新回到大众视野。更进一步，“辫子戏”的爆火，又将“清装体系”形象重新植入到中国人的茶余饭后中。
于是，一步步，旗袍马褂成为了中国人的形象代表，拿到国际上宣传，而这些审美水平低下的服饰，一而再再而三损害着国家形象。
2001年的APEC会议服伪唐装，实为蜈蚣扣马褂，审美水平低下，有损国家形象
2004年的奥运8分钟短旗袍，作为审美低下软性色情的表演服，有损国家形象。
正所谓“物极必反”，2001年APEC会议，蜈蚣扣对襟马褂宣称自己是“唐装”的事件，直接引发了一场绵延至今依旧方兴未艾的“汉服运动”。
中国人讲“名副其实”，“蜈蚣扣厂字襟”是满族同胞传统，现如今却挤在汉族传统里，是错位的，是别扭的，也是所有激烈争议的来源。
汉服复兴的缘起，就是对蜈蚣扣对襟马褂和立领厂襟旗袍霸占民族服饰生态位现象的审美反感。所以在汉服复兴的“纯粹理念时期”，汉服圈整体是强调交领和低闭合直领代表性，且不接受“立领”“排扣”的。这本质上是一种追求纯粹的自我要求，也即“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
关于立领排扣，大家到底在争论什么呢？
立领排扣支持者认为，立领排扣是有实物的，明朝人穿过的衣服，是明代的特色服饰，可以强调甚至代表汉服。
抵制者认为，明代立领排扣并非汉服千年共性主流，不应该强调，更不应该直接代表汉服。且其“明清一体化”的延续性质，容易毁坏汉服的根基，走向宣传清代蜈蚣扣马褂的不归路。
随着服饰复原爱好者主导了汉服圈的舆论，以汉服活动接纳“立领”“排扣”为标志。可问题是，“圆领对襟”“立领对襟”“方领对襟”“立领大襟”“圆领大襟”，都是明清共有词汇，让人无法从字面意思上区分清装和明代汉服。
而清装“蜈蚣扣”在人民群众脑海中，已经烙印了三百年了，先入为主，不可磨灭。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汉服圈的排扣服饰越做越“清”，为什么影视剧的明制排扣服饰做成了大清蜈蚣扣。
如今，凭借着“立领对襟”“圆领对襟”这类明清一体化词，“清民女蜈蚣对襟褂”正在逐渐挤入汉服市场，给人民群众造成了严重的误导。
复盘一下历史，我们发现，“清民女装”的发展路径和早期的明立领排扣发展路径几乎一致。最早穿明制立领排扣的女人们，是有一种“战斗心态的”。因为她们有这样一个心路历程：与主流相悖→被主流否定→激起穿着者逆反心理和战斗心态→在争议中扩大市场→彻底主流化，替代原有主流。
现在事情重演了，只不过是穿清汉女的人有了“战斗心态”，要挖空心思混入汉服，重演立领排扣的主流化之路。
汉服概念本身，本就来自于对剃发易服厂襟蜈蚣成果的审美反叛。一旦容纳了厂襟蜈蚣的“清民女”，汉服就不再是汉服，而成为了实打实的“古装”，这就是汉服概念的“崩坏”。
当初纯粹理念时期汉服圈抵制立领排扣，最后抵制失效。同样的路径，同样的手段，如今汉服圈能抵制“清民女”成功吗？能对抗“第二次剃发易服”成功吗？
在这个汉服圈面临第二次剃发易服危机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纯粹理念时代的一些概念。历代汉服到底是“一个朝代一个样”，还是有其共性存在呢？
交领右衽真的不是汉服核心符号吗？
低闭合直领难道不是汉服共性对襟吗？
也许我们应当吸取纯粹理念时代和复原审美时代的各自的优点，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这个新时代并不否认朝代制，但更强调汉服朝代制的“共性”，兼具复原审美时代的考据与纯粹理念时代的民族性，致力于推广交领右衽核心符号，建构交襟体系，让汉服真正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中“生根发芽”。
这个新时代，我们可以给汉服下一个精准的定义：
以从黄帝垂衣裳治天下到明末清初剃发易服的华夏历史服饰为原型，延续交领右衽、交襟系带基础领襟结构，保持连肩接袖整体平裁及局部立体构造的“汉式剪裁手法”。
这才是我们的汉服，过去曾延续五千年，现在以两汉晋唐宋明为原型再造体系，并延续到无穷无尽的未来。
而排扣服饰，位于这个体系的衍生圈层外，是本体系与其他体系交流的产物，可以作为明代特色款式穿着，但不适宜作为主流代表款式过度宣传。
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所谓“开除”，我们需要承认明代女子的才情，需要承认明代因“海贸交流”而产生的独特金属扣审美。但我们更需要明白，排扣在明代的定位，就是内衣、戎装、御寒服装、潮流炫富时装等非正式服饰。盲目抬高排扣位置，扩大排扣市场份额，只会把汉服拽入明清一体化的泥潭。
我们需要强调，“排扣”对襟只是华夏汉服体系在明代与外界服饰体系交流的产物，并非历代共性对襟。低闭合直领对襟，才是华夏正统对襟。结构上的交领交襟，低闭合单点系带直领，是“直领对穿交”汉服之本的双生子，是贯穿汉服发展史的基础领襟，是我们因剃发易服失去的东西，是汉服的根本，汉服的内核。
我们复兴汉服，最重要的是固本培元，找回汉服因剃发易服而失落的东西。在这个新时代，希望汉服推广者以后能使用规范的术语“交襟”，并且多多宣传交领和低闭合系带直领这两个汉服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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