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之所以入关后能够最终定鼎中原，最根本的原因并不是满清铁骑有多强，文明有多先进，而是在明清革新之际，满清贵族与汉族士大夫阶级形成了稳固的政治联盟的结果。
这一“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是清朝成功的关键因素，正所谓，最了解你的人往往是你的对手，在《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就曾这样犀利的指出这几个“异族国家”确保“权力安全”的关键所在：“借助军事优势，联合地方士大夫精英阶层，共同获取权力并确保权力的安全”，同样的，满清能够“成功”也不例外。
在明末清初之际，主要存在三股力量：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明朝正统、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以及崛起的后金政权。然而当历史进入关键的1644年，对当时的汉族士大夫而言，他们面临的选择并非简单的“华夷之辨”，而是阶级存亡的问题。因为在这个时候，江南地区爆发了大规模“奴变”，估计不少人第一次听到“奴变”这个词！
没错，到了明末依然还有奴隶的存在，是不是颠覆你的认知，明末，随着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加之当时极其繁重的各种苛捐杂税，致使大量的普通老百姓携带自家的田产卖身到缙绅之家成为奴仆，而主仆地位极其悬殊，尤其是签了卖身契的“世仆”，不仅自己为奴，子子孙孙也需世代为主人服役且不得摆脱奴籍，其悲惨境遇如同后世黑奴，至于江南仕绅大户里的奴仆究竟有多悲惨，毫不夸张的说甚至还不如“畜牲”，明末文学家张明弼在《削鼻班记》中记载了当时奴仆的悲惨遭遇：“奴多腹中无食，膝踝无裙，臀背无完肌肤。女未配婿，蚤破其瓜。妇未乳子，先割其鲜。”奴仆们大多饿着肚子，膝盖和脚踝没有裤子遮蔽（衣不蔽体），臀部和背上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因常年遭受鞭打）。奴婢中的女孩还没订婚嫁人，就被主人早早夺去了贞操。妇人还没和丈夫生下孩子，就被主人割去了外阴（或指遭受其他残忍的性虐待）。
除了张明弼的记载，明末小说《金瓶梅》中也侧面反映了当时主仆关系的残酷（如西门庆对仆人的刑罚），以及明末清初的其他史料（如《金沙细唾》）也记录了主人因琐事对奴婢进行残酷体罚的实例。
你以为现代有钱人玩的已经够花了么，什么三人行、多人运动已经让人目瞪口呆了，岂不知，比起明末仕绅来说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差远了！
看看明朝的有钱人到底玩的有多花！张岱《陶庵梦忆》卷八中《方物》篇就记载了晚明士大夫朱文懿的特殊癖好，他用珍珠喂食奴仆，然后让奴仆排泄，专门观赏珍珠从粪便中滚落的场景。更炸裂的还有严世蕃的“美人盂”，根据史料记载，严世蕃因患有气管疾病，晨起时痰唾很多。他对此的“解决方案”是：每天清晨，他会命令数十名姬妾或婢女赤身裸体地跪伏在床前。当他需要吐痰时，这些女子就必须仰起头，张开嘴巴，用口承接他吐出的浓痰。他不仅要求女子们接住痰液，还不许她们吐掉，必须将痰咽下。通常会轮流使用多名女子，直到他吐尽为止。
最关键的是明朝还在律法上明确保护奴仆制度，例如《大明律》明确规定：“凡奴婢殴家长者，皆斩；杀者，皆凌迟处死；过失杀者，绞；伤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换而言之，就是在刑法上确立极端不平等的“主奴尊卑”原则，除此之外还严禁良贱通婚，以此固化等级壁垒，通过严厉惩罚良贱之间的婚姻，从血缘和社会关系上彻底隔绝两个阶层，防止身份混淆，确保奴婢阶层世代相传，总结而言，《大明律》并非简单地“允许”蓄奴，而是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等级森严的人身依附法律体系。所以，一旦签了卖身契成为仕绅的奴仆，那就意味着这一辈子永无出头之日。
然而1644年的甲申之变以及清军南下让奴仆们看到了重新获得“自由身”的机会，于是就在江南仕绅抵抗清军南下的时候，后院竟然起火了，江南爆发了最早的“工人反抗运动”并达到高潮，从松江、苏州、常州、嘉兴等核心地区蔓延至湖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江南广大区域，昔日恭顺的奴仆们在看到皇帝都在歪脖子树上“自挂东南枝”，其带给这一群体极大的心理震撼和冲击，他们突然意识到，连皇帝都可以被推翻，那世世代代的奴役身份也并非不可撼动。于是奴仆们手持兵器冲入主家，“持戈索契”，即逼迫主人交出并当众焚烧卖身契，更是喊出了“我辈何必长为奴乎”，“昔日主仆，今日平等”的口号，挑战延续数百年的等级秩序。
暴力血腥的江南奴变可谓是精准的打击了南明政权的根基，因为南明政权要实现稳定的地方治理、有效的赋税征收和募兵都要高度依赖士绅阶层，奴变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大量缙绅大户从肉体上直接消亡，江南仕绅要活下去只有逃亡这一条路，这就使得江南的基层治理体系瞬间崩溃，严重削弱了南明的抵抗能力。
在面对奴仆那血淋淋的屠刀时，生存受到直接威胁的士绅阶层做出了最“理性选择”，在“民族矛盾”和“自身阶级利益”之间，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于是纷纷转而投靠南下的清军，请求清军帮助他们镇压奴变。
之前还痛斥清军为蛮夷的江南仕绅快速转变立场，在他们看来，此刻的清军不在是外族入侵，而是帮助他们夺回家产的“还乡团”。
而刚刚入关的清廷为了确立统治，也急需要取得江南地主士绅的支持，因此，进入江南的清军在士绅的请求下，双方一拍即合对奴变进行了残酷的武力镇压。
另一方面，满清摄政王多尔衮采取了一系列精准的政治操作来拉拢汉族士大夫，其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则是多尔衮在清廷入关后所发布的“照旧录用”及“官升一级”这两道谕令。
公元1644年五月初二，清军进入北京城，多尔衮在谋士范文程核“官仍其职，民复其业”的建议下，于第二天就下达了这两道谕令：关于“俱照旧录用”，这是针对中央及各地避乱隐居的官员发布的命令，核心目的是为了利用前明官僚体系维持国家机器运转，关于“官升一级”，这是针对地方官员发布的招抚檄文，核心目的是为了快速接收地方政权，承诺给予物质利益。
这两条谕令的颁布，对于在改朝换代中惶恐不安的明末官员来说，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使得清廷迅速稳定局势。同时，多尔衮为了给明朝官员降清提供道德遮羞布，打出了“代雪君父之仇"的旗号，这简直与后世汪精卫的“曲线救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多尔衮这一套精准政治组合拳的打击之下，汉族士大夫阶级与满清贵族紧密结合结成政治联盟联合镇压明末的农民运动，因此，清朝政权建立的本质是满清贵族与汉族士大夫阶级政治联盟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