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期分析了这帮文官集团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那今天我们来好好聊一下明朝这些官绅集团，也就是文官集团他们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他们要铁了心跟皇帝陛下过不去呢？
咱们历史课本里总把明朝王国归咎于内忧外患，说什么李自成、张献忠那些农民军闹得太狠了，关外的贱奴太凶悍了等等。总之一句话，内外夹击之下，崇祯最终不得不在煤山自缢殉国了。在所有的大一统王朝里，明朝皇帝是被黑的最惨的一拨人。原因是除了满清的系统性抹黑，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明朝文官集团也在出工出力抹黑他们的皇帝陛下。
真正把明帝国活活作死的，是一个叫东林党的官绅利益集团。他们不是单纯的清流，也不是书呆子式的道德卫士，而是一群牢牢掌控江南经济命脉，把持科举话语权，尾大不掉到能跟皇帝掰腕子的超级利益联盟。如果我说东林党不是救国者，而是亡国推手。朱元璋在洪武年间抄家流放的江南地主，正是东林党的前身。崇祯17年北京城破，李自成进城前，东林党人还在江南忙着屯粮涨价，拒不发响。
明朝亡了，不是亡于清军铁骑，而是亡于这群把国家当成了自家提款机的士大夫。东林党，官绅集团，地主阶级，这三个都是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们熟悉的东林党，就是明朝中后期江南官绅阶层的政治总代理，他们集合了大地主、大官僚、言商巨谷于一身的利益。表面看，顾宪成、高攀龙这些头面人物是讲学，大家动不动满口天理良知，骨子里，他们是江南经济链条上的顶级玩家。
拿顾宪城来说，苏州府治里记载的就很清楚，府治里就说，他家在无锡、常熟两地，田产超万亩，佃户上千，家里还开着当铺经营盐引，资本像是滚雪球似的往外扩张。万历35年，他在家乡修东林书院，名义上是讲学，实际是给江南士绅建了个总部。什么样的总部呢？这个总部的能耐可大着呢，议论朝政、垄断科举、协调盐税分成，统一对外口径。而书院里出来的学生，七成是地主子弟，考中进士后直奔翰林院六部等朝廷要害部门。然后再反过来给老家减免赋税，庇护尹田。如此一来，到了这一步，也就不单单是党派那么简单了，而是形成了一个闭环产业链，也就是地产加官位加资本三位一体的既得利益集团。谁敢跟他们顶撞，谁最后就得死？
这帮人既然如此厉害，那他们又是怎么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呢？事情得从北宋年间说起。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由于惧怕武将造反，于是他就给文官开了特权的绿灯，也就是亲口许诺刑不上大夫。意思是读书人犯事儿，先降级再罚俸，砍头都得走程序，普通农户偷鸡摸狗直接问斩。结果呢？王安石变法想收点田税，司马光带着洛阳地主跳出来喊，祖宗之法不可变，变法黄了。地主们笑得合不拢嘴。
金朝灭北宋，女真贵族忙着抢金银，对江南士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具体咋整的呢？比如说绍兴11年，金熙宗完颜亶下令“江南归附世人免死罪”，苏州士绅张浚、赵鼎南渡后，金军根本不追，反而让留下的地主继续管田租。绍兴32年，完颜亮南侵失败，江南士绅趁机私铸兵器，囤积粮草，金朝地方官收了贿赂就装瞎。当时的松江府志就记载了这么档子事儿。府志里面就说，当年金军在华亭县抓到私藏甲胄的董氏家族，只罚了500万铜钱，就放人田产一亩没动。
元朝更离谱，蒙古人只认税银，你写反诗，藏兵器也懒得管。比如至元16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江南归附不杀”，苏州士绅范文虎，直接带着私兵投降元廷，封他淮南行省参知政事，田产照旧。至正11年，张士诚起兵占地，元朝地方官照样收他的盐税，私下还借给他兵船。元末吴江县志里写着张士诚的盐枭船队在太湖横行，元军水师每月拿保护费三千担米，元朝的散养政策，等于给江南地主开了外挂。
什么样的外挂呢？没了魏晋那种五姓期望的世家大族，但官绅阶层反而变得更肥了，以至于发展到了田连阡陌，私兵成群，地方官都得看他们脸色。朱元璋起兵时亲眼见过这烂摊子。洪武元年，他下令全国清查田亩，江南地主抱上来全是“无粮户”，气得他直接大手一挥，全部拿去抄家。洪武18年，郭桓案爆发，牵连苏州、松江、嘉兴官绅上万人，超没田产折银700万两，相当于国库两年收入。洪武26年，他又搞江南富户迁徙，把苏州沈万三家族流放到云南，田产充公，湖州朱涟家族迁到凤阳，家产全充边军军饷。
朱元璋为什么这么狠呢？一是要打压官绅，二是给孙子朱允炆扫除伟大不掉的勋贵。胡惟庸案表面是丞相谋反，实际是朱元璋在废文官集团的顶层设计，宰相没了，那么六部就直属皇帝了，地方士绅的保护伞也就少了。除此之外，朱元璋还搞起了卫所屯田，把江南隐田强行划给军户。官绅想兼并都得先过军队这关。洪武30年，他甚至下令士大夫之家不得私蓄甲兵，私藏兵器，直接灭族。
可惜朱棣进难成功后，迁都北京，把江南关绅晾在一边。短期看削弱了一些地方势力，但长期来看，却给了他们喘息之机。永乐到宣德年间，朝廷忙着郑和下西洋以及经营北京城，江南士绅趁机卷土重来。成化弘治年间，科举制度彻底成熟，江南世子凭借财力与文化垄断，源源不断进入翰林院六部。
到嘉靖朝，官绅阶层已经形成气候。当时苏州一府进士占比全国三成，田赋却只教全国一成。嘉靖大礼仪，皇帝想追尊生父，官绅集团跳出来喊礼法不容，其实是怕皇帝借机削减他们的礼法特权。隆庆年间，穆宗想搞考成法，官绅们又哭穷，说祖宗之法不可变。万历初年，张居正上台推一条鞭法，想把隐田隐粮阳光化、公开化运作。东林党人跳出来大喊扰民，逼得张居正死后被万历皇帝掘坟编尸。为什么会如此荒谬？因为一条鞭法一推行，士绅的免税特权也就没了，他们就得跟普通农户一样乖乖交银子。
万历33年，朝廷缺钱想开矿收税，东林党控制的江南矿监一到，百姓居然发起了暴动。之所以会有暴动，是官绅们怕矿税一开，自己的私矿就得多交钱。结果呢？矿税没有收多少，国库更空，后金反而在辽东越打越猛。万历47年萨尔浒之战，明军大败，辽东军饷缺口百万两，朝廷想加派辽饷。
东林党人又急急忙忙跳出来阻止他们，说江南粮价涨到一石米三十两，两地方官也跟着哭穷，说无饷可发，这种烂摊子一拖再拖，直到崇祯登基，国库空的只剩下几万两银子了。崇祯也想学老祖宗搞家派，但东林党人照样抵制。崇祯三年，袁崇焕主张议和，东林党人拍手叫好，他们拍手叫好，不是因为打心底里支持议和，而是因为打仗越久，军需采办的油水越多。崇祯十年，皇太极围困北京，晋商在张家口走私军粮铁骑给剑州女真，以至于清军铁骑的马鞍、箭镞等武器装备上，好多都刻着山西票号的印记。更阴损的是，东林党还发明了一套舆论绑架术，万历朝的国本之争，东林党人为了阻止皇帝立郑贵妃之子为太子，连续上书十年，把朝堂搅得乌烟瘴气。结果呢，太子是立了，国库却因为党争耗空。崇祯朝的“清君侧”，东林党人把所有责任推给皇帝身边的太监，逼得崇祯杀了袁崇焕、温体仁，自己却躲在江南当甩手掌柜。
崇祯15年，松江百姓因夏税暴动，东林党人带头镇压，杀了上千人。北京城破那天，崇祯在煤山上吊前留下的遗言是“诸臣误朕”，他悟信在了哪里？悟在信了东林党那套“皇帝无为士大夫治天下”的鬼话。
崇祯17年3月19，李自成攻入北京，国库空空如也，可江南的东林党人却在囤积居旗，米价都快炒到天上去了。他们以为只要保住自己的田产和盐引，谁当皇帝都行。
清军入关，吴三桂开关，江南士绅忙着写降表，最不要脸的当属东林党魁钱谦益。这位前名礼部尚书、东林书院常客，号称当时天下文人的精神导师，却在顺治二年五月带着三百两银子十船江南绸缎去南京迎降。当他跪在多尔衮马前，喊出奴才钱谦益叩见皇父摄政王时，结果清廷嫌他来得晚，只给了他个内院翰林的虚衔，田产照样被圈走。另一位东林名士侯方域在顺治七年舔着脸给清廷上书，自称有十条妙计，可以把所谓的叛军全部剿灭，可结果呢，清军直接把他家在商丘的万亩良田圈给了其人，侯家从此破落。
顺治二年，清廷推行剃发令，东林党人开始哭天抢地了，他们不是哭头发，而是哭清朝要清查田亩，要他们交税了，具体咋哭的呢？顺治22年7月，苏州士绅联名上书“剃发残民”其实是怕“圈地令”一到，他们的隐田得报实亩，松江董氏家族带头藏匿佃户，拒不剃发。结果清军一指令下，董家在华亭的5000亩水田全化为奇产，佃户改给满洲八旗。
顺治四年，江南抗粮暴动，清军屠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扬州10日里，东林党人史可法旧部王秀楚组织义兵，实际是想保自家颜号。结果清军一把火烧了王家盐栈。嘉定三屠中，侯峒增、黄淳耀自杀前还在大骂“清虏无信”，可他们家田契早被清廷收走，佃户也全部跑了个精光。直到这个时候，东林党人才意识到，真正的敌人不是明朝皇帝，而是来自关外的蛮夷。他们没有信义，不讲规则，为了维持统治和少数统治者的利益，他们是一群野蛮人把江南官绅敲鼓细髓，吃干抹净。
事实上，东林党的危害不止在经济，更在文化。他们把士大夫精神包装成普世价值，实际是把特权合理化。王阳明的心学原本是跟东林党人扯不上半毛钱的关系，可东林党人硬是把他奉为圭臬，故意扭曲新学的本意，然后在舆论上给自己争取最大化利益。可王阳明平宁王叛乱时，东林党人却在江南写文章骂他邀功，因为宁王叛乱一平，江西的田赋就得正常征收，他们的隐田又少了一块。所以，东林党人最擅长的就是把任何改革都扣上扰民的帽子，把任何反对他们的人打成奸臣。
张居正死后被掘焚鞭尸，东林党人欢呼，袁崇焕被凌迟，东林党人写诗庆贺，这不是清流，这是毒瘤。
所以明朝皇帝和关绅集团之间的博弈，核心就一句话，谁来定义天下？朱元璋认为天下是朱家的，也是亿万农户的。东林党认为天下都是他们读书人的，是江南官绅集团的，是可以世袭的特权。所以二百多年的内耗吃肥了江南关绅集团。可到头来，煤山上的歪脖子树吊死的不仅是朱家的江山，还有朱元璋的警告：官绅集团一旦做大，国家就完了，东林党不是党，是癌。
一句话总结，明朝末年，东林党等官绅集团控制江南经济，垄断科举，削弱中央集权，加剧社会矛盾，囤积居奇，导致国家财政空虚，民不聊生，最终成为明朝崩溃的重要推手。朱元璋虽曾严打江南地主，但未能从根本上抑制官绅集团膨胀，东林党通过扭曲文化和舆论维护特权，而非道德卫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