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中的“不倒翁”冯道

臻臻 说说 34

冯道(五代十国时期著名宰相),生于耕读之家,少时家贫,却勤学苦读,通晓儒经。冯道,字可道,他的名字正应了《道德经》里的那句“道可道,非常道”。而他本人绝对可以称得上中国历史上的“非常”之人。

他先后辅佐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王朝的十位君主,在每个王朝里他都处于权力的的核心,并能保全自己得以善终。到了晚年他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沾沾自喜地说出这样的话:“我到了暮年,生活还是这么惬意,有谁能像我这样乐到现在呢?”因而,他为自己取名“长乐老”。

冯道其貌不扬,甚至有点丑,但做事圆滑,为官也颇清正廉洁,从不受收他人贿赂,生活也特别简朴,几乎没有任何可以让政敌攻击的把柄。除此之外,纵观他传奇的一生,能够安身立命、成为政坛“常青树”、官场“不倒翁”的关键之处,就在于:脸皮特别厚,简直比城墙还要厚,可以说冯道一生都是在投降和背叛中度过的。

后晋皇帝石敬瑭,是历史上著名的“儿皇帝”,为求契丹人帮助他夺取皇位,不惜割让幽云十六州给契丹,并认契丹国主耶律德光做父亲。公元936年,石敬瑭在契丹人的支持下灭了后唐,建立后晋。当了皇帝的他想派使节出使契丹,众大臣都怕到了契丹受辱,一时无人敢应。

石敬瑭召来冯道,冯道毫无难色地说:“皇上您受契丹国主的恩典,微臣又受您的皇恩,您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好了,臣保证不辱使命!”石敬瑭听了这话特别感动,觉得终于有一个大臣如此体谅自己卑躬屈膝的内心,就把出使契丹的任务交给了冯道。

到了契丹,耶律德光看到冯道很高兴,问他是否愿意留下来为契丹效力,冯道的回答很巧妙:“我国皇帝是您的臣子,您是我朝皇帝的父亲,这样算来,两个朝廷都是你们父子俩的,你们父子俩都是我的君主,我这个做臣子的在哪里效力又有什么分别呢?”耶律德光听了这话,觉得很有道理,就放冯道回到后晋。此后不久契丹卷土重来,大军一举攻入开封,灭掉了后晋。

后晋大臣有的以身殉国,有的仓皇出逃,可冯道却从容地到契丹京师朝拜耶律德光。耶律德光见到他,斥责道:“你在后唐为臣,后唐灭亡则侍奉后晋皇帝,如今又要改换门庭,到我这里来,你是如此不忠不义的人,本王怎么能信你?你为什么还有脸来朝拜我呢?”冯道挨了耶律德光一通责骂,却脸不变色心不跳,大言不惭地说:“我如今无城无兵,不到您这里来还能去哪呢?”耶律德光又讽刺他:“你是什么人?凭什么让我收留你、提携你?”冯道装疯卖傻地说:“我在您面前至多就是一个无才无德的痴顽老头儿罢了!”耶律德光听罢哈哈大笑:“你说话我很爱听。我再问你,怎么救天下百姓出苦海?”冯道答道:“此时谁都救不了,唯有皇帝您能够救他们呀!”耶律德光大喜,当即封冯道为太傅。

就这样,冯道凭借自己的一张厚脸皮和三寸不烂之舌,加上一顿拍马屁式的巧言游说,又一次在改朝换代中,成了名副其实的政坛“常青树”、官场“不倒翁”。

尽管冯道在后世因“历仕四朝十君”而饱受“无廉耻”“反复无常”的批评,但大量史料(包括正史如《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及笔记、碑传)都明确记载了他关心民生、赈济灾民、劝谏减赋、保护百姓免遭屠戮等善举。这些行为,正是他为自己政治选择辩护的核心依据。

以下是冯道对百姓有益的主要事迹:

1. 守孝期间倾家赈灾

冯道父亲去世后,他回乡守丧(在景城,今河北沧州一带)。当时恰逢大饥荒,百姓流离失所。他将自己多年积攒的全部俸禄和家财捐出赈济乡民,自己却住在茅草屋中,亲自耕田砍柴。更令人动容的是,夜里偷偷帮无力耕种的邻居犁地,事后也不留名(见《旧五代史·冯道传》)。

2. 劝谏皇帝减轻赋税,关注农民疾苦

在后唐明宗李嗣源朝任宰相时,明宗问:“天下丰收,百姓是否富足?”冯道答:“谷贵饿农,谷贱伤农”,并引用聂夷中《伤田家》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明宗深受触动,命人抄录此诗,常置座右,作为施政警醒。此后明宗在位七年,实行休养生息、轻徭薄赋政策,中原百姓得以喘息,冯道功不可没。

3. 劝阻契丹屠杀中原百姓

公元947年,契丹主耶律德光灭后晋,进入汴梁(开封),中原大乱。耶律德光召见冯道,问:“天下百姓,如何可救?”冯道答:“此时佛出亦救不得,唯皇帝救得。”这句话表面是奉承,实则是以柔克刚的劝谏:暗示你若行暴政,无人能救;若行仁政,你就是救世主。据《新五代史》载:“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此举被认为极大减少了契丹军队对中原的屠戮与掠夺。

4. 提拔寒门,抑制权贵

冯道掌权时,注重选拔有才学但出身贫寒的士人,而对高官子弟中品行浮躁者加以抑制。他主张“公心为国,不徇私情”,力图维持官僚体系的公平性,间接减轻了底层民众被豪强欺压的风险。

5. 主持刊刻《九经》,保存文化火种

虽非直接“惠民”,但此举对中华文明传承至关重要:他于932年奏请后唐明宗,以官方力量雕版印刷儒家《九经》(《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耗时22年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官方刻印经典,使典籍不再仅限于手抄,得以广泛流传。文化稳定,即是社会稳定的根基;教育普及,终将惠及百姓后代。

结语,冯道的“忠”是对苍生,而非对君主。

冯道自己曾说:“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他深知在五代乱世,“忠于一姓”等于自杀,而真正的仁政,是在任何政权下都尽力护佑百姓。他的选择或许违背了宋代以后强化的“忠君”伦理,但在那个“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的时代,他用务实与仁心,在刀锋上为平民争得了一线生机。因此,无论其政治操守如何争议,他对百姓的善行,是真实、具体且有史可证的。

在五代十国这一政权更迭频繁的历史时期,冯道先后效力于多位皇帝,甚至向辽太宗称臣。这种频繁更换门庭的行为,让一些人对他产生了“不知廉耻”的负面评价。北宋史学家欧阳修、司马光等人更是对冯道持严厉批评态度,认为他“无廉耻”,甚至称其为“奸臣之尤”。在动荡的局势中,冯道为了维护国家稳定,可能不得不作出一些妥协和让步。然而,这些妥协和让步在后世看来,却成为了他“不知廉耻”的证据。

近代以来,一些学者对冯道的评价逐渐趋向多元化。他们认为,在五代十国这一频繁更替的时代,冯道的选择并非简单的忠奸之分,而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作出的复杂决策。正如当代学者所言:“冯道不是英雄,但他让英雄的时代得以可能。”他的存在,迫使后人思考一个根本问题:在极端乱世中,士大夫的最高责任究竟是‘殉道’,还是‘护生’?